到底有几点
我曾遇到一位自称“五要点加尔文主义者”的牧师。后来了解到，在五要点之外，他反对婴儿洗，宣称教会只是一群成人信徒自愿组成的团体，圣礼不是恩典管道，只是教会里一种“规条”或“要求”（ordinance），获得救恩不止有一种途径，等到基督再来时，教会要在地上统治一千年，然后才到末日，信经或信条没有任何约束力。除此之外，他宣讲“五要点”的方式让人很难有任何得救确据。他一直让会众不断检验自己是否真心悔改，确定自己是否足够努力 “接受”基督，丢弃世界。这种属灵观和他的教会观倒是搭配，因为他的确相信教会是一群已经“重生”，“与耶稣有个人关系”的成年人自愿组成的团体。
著名的五要点被塞进这样的教义系统里，被这样实际应用出来，令我感到震惊。毕竟，他如此自豪地自称是“加尔文主义者”。可如果加尔文看到他的教义一定会彻底否决。假如把他放到十六、十七世纪，以这样的“加尔文主义”教义观点，他会被分分钟驱逐出日内瓦。他的信仰系统早就跑偏出改革宗教会信条的神学范畴——不论是瑞士改革宗教会的《第二瑞士信条》，或是荷兰改革宗的《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亦或是长老会的《威敏斯特准则》。简而言之，他的信仰是典型的美国福音派。
我更愿意把 “加尔文主义”和“改革宗”视为同义词。尽管加尔文的确是十六世纪改革宗神学家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但是不论是改革宗教会，或是支撑教会多个世纪的信仰告白，都不是单纯以加尔文的个人神学观点建立起来的。此外，加尔文的神学有意识构建为“教会式”，而非“个人式”，特别在日内瓦要理问答等信条中可以明确看出来。加尔文知道，他所处的年代里，改革宗运动内部还有其他的神学声音，所以他个人的神学是在整个运动的大框架中，并与其他领袖的神学保持对话——例如布灵格（Heinrich Bullinger）、韦米格里（Peter Martyr Vermigli）和马库鲁斯（Wolfgang Musculus）等。后期改革宗信条，例如《多特信经》和《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并没有单纯建立在加尔文的《要义》身上，最终形成了一个国际化的信仰团体，而不仅是局限在瑞士的神学运动。
加尔文主义，或称改革宗神学，是以多个伟大的改革宗信条来定义的，其中也包含了所谓的五要点。正如我们不能把加尔文当作改革宗神学的唯一创始人，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五要点或者多特信经当作改革宗信仰的全部。换句话说，把五要点当作鉴定某人是否改革宗基督徒的唯一或主要标准的话，是犯了严重的历史和教义性的错误。其实，多特信经之所以只有五点，是因为在1610年亚米念抗辩派提出抗议只有五点，而多特信经写作的目的是回应这五点。五这个数字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数字，只不过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为了回应亚米念派的攻击而被动产生的结果。
这从来没有在任何改革宗宗派中产生争议。多特信经本身并不是教会完整的信仰告白，这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完整的信仰告白已经在《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里充分讨论过了。《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从本质上与其他改革宗教会分支的信条一致，不论是《日内瓦的要理问答》，还是瑞士改革宗认信的《第一、第二瑞士信条》，或是英美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认信的《苏格兰信仰宣言》和《威敏斯特准则》。除了认信上的一致，从加尔文的《要义》到凯波尔的《教理》（Dictaten Dogmatiek），改革宗教会从十六世纪开始，在信条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广泛的神学共识。
所有这些文献，都认同五要点，即人完全无能获取自己的救恩，无条件的恩典，基督完全足够赎罪之工的有限施效，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的坚忍。然而，所有这些文献也共同承认许多其他的教义，如婴儿洗礼，圣礼是恩典管道，恩典之约的统一性。所有这些文献都同意，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从唯独通过基督的工作和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获得，这确据既不在于我们外在行为，也不在于我们个人宣告，而唯独在于用信心获得基督，认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在工作。因为这确据是内在的，不能轻易从外表看出，所有改革宗的信仰文件都同意，教会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意思是说，教会是一群上帝的圣约子民，我们无法通过个人身上的某些外在表现来鉴别是否救赎之工已经施行在他们身上，例如成年人的信主经历等。我们能够确定的是通过圣言的宣讲和圣礼的正确执行，上帝的恩典确实在工作。最后，这些信仰文件都同意启示录第二十章的“一千年”指的是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就已经建立的恩典国度，这国度一直存在，直到他在世界末日时第二次降临。
因此，就信条和改革宗历史上各个神学家来看，改革宗神学要比五要点多得多。不存在只是从多特信经里抽出来的五点，反而拒绝其他的 “五要点改革宗”。这绝不止是简单的信条忠诚度的问题。问题是，信条和传统改革宗神学系统不是武断强制的差不多的圣经概念，而是严谨的体现了改革宗教义的规模，这些教义从圣经中精炼提取，并应用在教会生活中。简言之，它们凝聚了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全部要点。如果我们抛弃或忘记其中一些不太有名的要点，例如婴儿洗、唯独因信称义、过感恩生活（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恩典管道的圣礼、无千禧年的末世论等等，那么剩下的五个著名要点也将毫无意义。
让我举个典型例子，著名的英国（极端）改革宗浸信会神学家约翰·吉尔（John Gill）的神学系统，以及随其而出的所谓特殊浸信会（Particular Baptist，或称改革宗浸信会）。吉尔非常肯定五要点。甚至在第三点有限代赎上，他持一种增强版本的观点，认为基督的工作不论充足性（sufficiency）还是有效性（efficacy）都是有限的。按照吉尔的观点，不仅就有效性来说，基督的代赎只限于选民，而且就充足性来说，基督只够赎选民的罪。正由于这种激进的拣选观，吉尔认为整个救赎次序（order of salvation）都在永恒中就发生了——称义与收养成为上帝永恒中的行为。而时间里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永恒预旨的颁布，所以在吉尔的神学系统里不需要发生在时间里的恩典次序。圣礼被简单的当作一种规定或命令，而洗礼则被视为永恒预旨在个人身上执行完成后，只给成人的记号。那些跟随吉尔神学的人只允许宣讲恩典，但不允许提供恩典的邀请（福音白白的邀请）。他们倾向于不为信徒的儿女提供基督教教导，并且反对宣教事工——因为在上帝拣选工作里不需要人的参与。无数人跟着吉尔陷入对千禧年的幻想，期盼撒旦的工作被终止，他不再能游走于世界“寻找可吞吃的人”。
这种神学的逻辑把上帝拣选的恩典当作晴天霹雳。没人知道会击中哪里，没人能通过加入上帝圣约团体生活或基于信心和行为找到任何蒙拣选的确据。吉尔滔滔不绝的宣讲一种反律法主义的福音，声称恩典不要求任何顺服，在教会里不可以提供恩典的邀请。用吉尔自己的话说，在他的特殊浸信会里，教会成员的身份不是救恩的标志，他们也不可能得到确据。恩典和救恩可以同样轻易的发生在荒野和孤岛上。
与此相反，改革宗的恩典教义——五要点中不可抗拒之恩典——不单相信上帝的恩典非我们赚得，而且正确指出，恩典的主要施行场所是圣约团体，藉着圣言与圣礼的管道进行工作。提到这个圣约团体，就是教会，比利时信条告诉我们：“教会既然从世界开始就有，直到世界的终了……此圣教会蒙神保守并支持，与全世界的怒潮相抵抗”。因此，尽管撒旦真的在世界上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可以绝对肯定，藉着上帝的恩典，撒旦无法吞吃教会与上帝的选民。而且，改革宗信仰不是反律法主义，我们可以确信，在恩典下，藉着在信心团体里的重生和成圣，信徒会开始并持续顺服上帝的律法。就像海德堡要理问答教导的，这顺服属于我们对上帝救恩的感恩回应。
既然这教会是“那些得救之人的聚集”，无一人“可以置身度外，离开教会而生活”，都应该作为该身体的肢体生活—— 知道“在此之外无救恩”，就“都当与教会联合，维持教会的合一”（比利时信条，第28条）。因此，教会不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团体”。上帝指定并建立圣约团体，在该团体里，并通过该团体，将圣言宣讲，将圣礼忠心执行，把恩典传递到这个贫乏的世界。此外，因为“基督流血洗净成人的罪，也照样洗净孩童的罪”，所以婴孩与成人一样“也应当受洗”（比利时信条，第34条）。
构成此教义的基础是改革宗神学视圣礼为恩典的标记和管道——教会执行圣礼向罪人提供神圣恩典的应许，“洁净，洗除我们灵魂……给我们一个新心，充满主的安慰”（比利时信条，第34条）。此外，藉着洗礼的标记和印证，合法的将信徒的儿女纳入到圣约团体里，这与五要点是自然相辅相成：救恩既然不是出于人的功德，而是唯独出于恩典，藉着上帝仁慈地在我们里面生发的信心，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所献上足够的赎罪祭。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讲，洗礼意味着我们的儿女也处于神圣恩典的工作之下。如此说来，除了根本无法行任何善的婴孩之外，还有谁更能向我们表明救恩的确是唯独出于恩典的呢？把洗礼限制在那些有能力做“决定”，自愿走上前接受的成人，把洗礼当作人来遵行的规定，就是在否定洗礼是上帝恩典的标记。如此，洗礼变成只给那些达到标准的人，或者换个角度来表达，洗礼只给那些有某些经历的人，而这些经历则被某个教会团体视为洗礼的必须条件。如果恩典和拣选与这种“决定”之后的洗礼相连的话，很难被称为“不可抗拒的”或“无条件的”。那些拒绝为孩童施洗的人永远无法背负矛盾的讽刺，他们虽然只给成人施洗，但却要告诉那些受洗的成人，必须成为孩童的样式才能承受天国。
在美国福音派圈子里，对成人洗、“重生”、“接受基督”等表达方式的强调，常常与另一些表达相关联，“与耶稣的个人关系”或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这种用词甚至开始慢慢渗透进入改革宗圈子里，并且朝着一种病态煽情的属灵观发展，极可能危害到改革宗团体对基督论和救恩论的定义。“个人关系”这个词的给人的感觉是可以与他一起坐下来喝杯咖啡，用声音交谈等等。但是今天我们无法与耶稣坐下来喝咖啡，我们对耶稣说话，他不会有声的回答我们。“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太28:6），天使已经正确的告诉我们了，他确实已经升上高天了。改革宗基督论一向强调基督不仅身体复活，而且他复活的人性不在地上而在天上（译注：基督的人性不是无处不在的）。基督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以有形的方式治理得胜的教会。个人关系贬低了基督作为君王的庄严身份。
更糟的是，与耶稣有个人关系的表达从本质上丢失了宗教改革传统用词的含义，即我们唯独因恩典，唯独藉信靠基督被称义，因此与基督联合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个人关系则表达一种共同利益和相互影响的意味。这种表达并不会使人联想到司法行为（forensic），而称义却正是司法行为。个人关系则建立在互惠的行为上。问题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那些强调这种用词的人试图叫人忽略宗教改革对称义的理解，并混淆信徒与上帝关系的性质。
个人关系的用法十分容易陷入亚米念式救恩观，即救恩主要是由信徒与上帝合作来实现的。个人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依靠双方的积极主动和努力。此外，亚米念式的煽情用词掩盖了改革宗传统里描写关系和情感的使用的词汇和要表达的敬虔观。改革宗的用词与宗教改革的救恩论紧密相连。海德堡要理问答里提供给我们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问答1）。“属于基督”这个词里充满了敬虔的情感，同时保留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的宣告，尤其放在整本要理问答的大结构里更深入人心。我们还有一整套丰富的圣约式的神学和敬拜用语，清晰又热忱的表达出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的关系。
改革宗神学强调教会的根基在于上帝而不是人，是上帝建立了圣约团体，并且这工作是持续的，教会作为整体延续下去，这就是说上帝的应许也包括信徒的儿女在其中。坚持成人洗礼里的个人信主经历，把教会视为自愿组成的团体，是在假设信徒的儿女都是异教徒，并拒绝接受上帝的恩典有效的（不可抗拒的）运行在蒙保守圣约团体里。因此，一边教导不可抗拒之恩典和圣徒之坚忍的五要点，一边要求必须有信主“决定”的表象，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教导。若不将教会视为圣约团体，若不同时接纳婴儿洗，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承认圣约团体以上帝为根基，这不仅让我们明白恩典的有效性和不可抗拒性，同时也知道圣礼是这恩典的管道，而不仅仅是一种规条或命令。圣礼不是什么人类活动与上帝活动的神秘联合。圣礼的含义很简单，就像在讲道中一样，上帝在圣礼中指定了一处地方，使我们可以最肯定的知道他在这里无限的赐下恩典。圣礼是“内在无形之事的有形标记”——不仅是标记更是“印证”，叫我们知道是上帝亲自应许我们，并且用令人无法抗拒的方式在我们生命里主动开启了善工（参比利时信条，第33条）。规条和命令可能被人忽略，或被轻视，当作无意义的空话，但正因为圣礼是上帝 “用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心中作工”的标记，因此这些标记“并非是虚空而毫无意义的”，而是与教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教会理当知道其成员是被恩典呼召，藉信心称义（同上）。
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千禧年的教义上。改革宗神学里的“无千禧年”教义并不是说地上不会有恩典国度，而是说现在就是禧年。有些人翘首期盼将来的千禧年，认为现今撒旦在地上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甚至包括自愿组成教会的成员。但改革宗承认，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捆绑了撒旦，尽管他还游走在世上，却无法吞吃上帝的百姓。上帝恩典现在正在统治着圣约团体，并且为教会提供坚固的根基。同样，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到教会是圣约团体，明白基督在现在和在末日的工作，会帮助我们更加理解五要点里所说的全然堕落、不可抗拒之恩典、圣徒坚忍等教义。千禧年的各派思想妨碍人们相信五要点中的教义，他们主张教会目前只处于一种中间地带，完全的恩典与基督的王权还未彰显。
很明显，时代论与千禧年的问题关系紧密。这类教导与改革宗信条相反，他们认为救恩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方式获取，并且教会既不是“从世界开始就有”，也不会一直存在“直到世界的终了”，更没有“蒙神保守并支持，与全世界的怒潮相抵抗”（比利时信条，第27条）。这种救恩论思想怎么可能与五要点有任何关系呢？不论如何解释，这思想都在暗示上帝对圣徒的保守，不适用于全世界从古至今所有上帝的子民。另外，按照这种思想来看，如果在历史上有多种得救的方式，那也就说明过去不同时代里，选民蒙拣选有不同的条件，结果这些条件就是基于个人的顺服或决定。我们不必再细说恩典之约的统一性与其他教义的关系，如统一的恩典之约里多种执行方式、无条件拣选、圣徒坚忍、无千禧年末世论等等，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概念是一个整体，缺少任何一环都会是其他部分受损。
综上所述，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改革宗到底有几点？”很显然不止五点。改革宗信仰的确包括全然堕落、无条件拣选、基督有限代赎、不可抗拒之恩典、圣徒坚忍这五点，但是他们不是教会宣告的全部内容。要正确理解这五点必须放在更全面的信仰整体里，其中包括诸如婴儿洗礼，唯独因信称义，以顺服过感恩生活，恩典管道的圣礼，无千禧年末世论等。这完整的信仰系统包括多特信经的五要点，却不局限于此，换句话说，完整的信仰系统以神学的角度诠释了圣约团体的信仰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当改革宗信条里教导的更多的要点被随意丢弃时，著名的五要点也将被侵蚀，而教会持续的属灵健康将面临重大危机。
作者/查理·穆勒
译/王一
查理·穆勒博士（Dr.Richard A. Muller），加尔文神学院（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历史神学教授；曾任教于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曾任加尔文研究学会（Calvin Studies Society）；著有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4 volumes），Dictionary of Latin and Greek Theological Terms, and The Study of Theology等书。
本文取自1993年的Calvin Theoloical Journal，第28卷，第4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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